我叫李景福，四川荥经人。在党和政府教育下，从小懂得了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真理的道理，从小抱定献身于国、献身于民的决心。
上面这些话，作为今天年青的朋友来说，会认为是些空话、套话、假话、笑话、傻话。其原因是，这些年来，这些话都是一般人高喊的口号，是空的，是无法检验的，没有多少人真正去做的，是任何人都可以说的套话，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这些话，许多时候，是那些想着自己的位子、票子、车子、房子、妻子的人，说给人家听的假话，他们根本说是说，做是做。第三方面，在人欲横流的今天，根本没有人相信这些话，会有人认真去做。在他们看来，若照这些话去做的人，不是疯子，便是傻子。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将说这种话，当作一种笑话。他们认为，说这种话的人，除前两种而外，不是疯子，就是傻子。我就曾经被人当着疯子，现在，更有人认为我是傻子。而我却把这当作我的人生目的和人生信念。
我一直认为报效国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好好劳动，去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二是说真话、实话，为人民去探寻真理。正因为如此，在三年困难时，我说了真话和实话，后来就入了监狱。虽是这样，我并没有改变我报效国家和人民的愿望。在劳改队，我努力劳动，做各种最笨重的体力活路。我认为，能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就是对人民的贡献。不过，我并没有放弃我的独立思考，更没有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当我刑满就业后，就开始探寻着人类、社会、人生的各种真理。在没有任何条件的情况下，在一天十小时的繁重体力劳动之余，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从1979年到1983年，在被窝内写完了二百二十余万字的《哲学探讨》一书。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将此书作为报效国家和人民的一种贡献。书写好后，当时想的，无论如何都得献给国家。所以，我并没有怕什么危险，仅然胆大地将此书的纲要和其中的七篇论文，分七次寄给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最后得到他们的回信。其回信内容如下：“来的稿件已收到。我们不负责审理稿件，请径寄有关报刊、出版社或与当地有关部门探讨。”于是，我将其主要纲要转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他们的回答如下：“我所一般不负责审阅稿件。在社会研究领域中，你提出的问题，目前还有待于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百家争鸣，进一步深入探讨研究。我们建议你与本省或市的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建立联系……”于是，我将其主要纲要寄与了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同时，我向当时副省长杨超发信，向文汇报和杨超寄去“试论哲学的科学性”和“应当挽救社会科学”一文。文汇报的回信是原准备刊登，因某种原因，不再刊登，但将其留档。杨超先生将论文转与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他们回了一封信。其内容大致说的是：我有一定的研究，受埋没只是暂时的，历史上许多名人都是这样。但是，我的知识面不广，表意还不准确，对哲学信息不知道。要我相信党的政策会越来越好。我对他们没有具体说明我文章的观点如何，就请他们批评，我好作修改。他们竟然回了下述一封信。“……对你的大作，我们无法拜读。你研究的领域太广，为我们知识所不能及，请谅解。科学研究是严肃的……没有新的问题，请不必再来信。”在同时，因为此纲要，我破例被允许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社会招考研究人员的考试，我的论文“运动、能质和波”，受到了国务院专家组的肯定。但因当时我的政治身份等原因，我并没被录取。即使这样，我仍然继续研究，前后写成了八百多篇论文，涉及二十余学科。我相信我的成果，总会有一天与社会见面。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看了有关的一些刊物和资料，我发现我的三个观点为诺贝尔奖得主证明，是正确的。又发现有二十多个观点，先后被另一些研究者，在不同的杂志上发表。证明我的研究，不是胡乱说的，是有十分的价值的，可惜，我的书只成了一堆废纸。于是，我先后几次自费到省城，走访了省委宣传部，和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然而，他们都说是与他们无关，宣传部的一位干部还公开说：“你拿到国外去吧，拿到台湾去吧。”我真不知道，我要报效国家，却是如此艰难。国家似乎根本不要这种研究。有人要我去找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我说了一个观点，接待的人听后，觉得很惊奇，她说确实很新颖，从没听说过，要我将其所写的论文一级一级交上去，出钱找专家审。在他们看来，我这不是报效国家，而只是我想出名，因此得请专家评审。既然很新，若专家都知道，这新就新不起来。若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又有何资格来审理我的论文。加上，我根本没有钱，我就没有这样做。以后，我找了四川社科联，以我写的综合学纲要，要求加入社科联合会，他们却说是要我一级一级来，要我找市上。我将我的东西给了市社科联主席，他把东西拿去放了一年多时间，似乎将这事忘记了。直到我去要求拿回自己的东西，他却找了半天，才找来给了我。这样，我的研究和报效国家的愿望，只能是空的，根本没有人承认。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我的论文“佛学论及其题解”和“论生活与历史”在香港获优秀论文，“论中庸”获一等奖。我的名字，被收录入《中国专家大辞典》。有几家编订论文的单位，先后征用了我的“基本粒子及其统一性”等论文。至于出没有出书，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买书。这次为庆祝建国六十周年，“中国管理科学院专家委员会”向我征稿。我寄去《浅谈光合作用》一文，被他们评为二十名金奖中的一名。他们的评论是：立意深远，论述独到，结构严谨，具有较高的理论前瞻性和指导、参考价值。然而，对于这个管理科学院和专家委员会，我却不敢相信，因此我没有进一步与他们联系。因为，我处于极边远的小县城，我们本地人，多把这种信件，看作是欺骗，本地政府和社会科学研究部门根本不承认。
我写书是为报效国家，国家和政府不承认，不要我的书，就等于是废物。从上面我所说的经历来看，是否国家不需要人报效？而我们口口声声喊的是热爱祖国啊。那就是我报效国家的作法不对，即国家不需要你去研究真理，你去研究什么真理？然而，我们一开始所受的教育，就是为共产主义的真理而献身，那不是途径不对。那是否我所写的东西，确实是没有用的？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回信，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回信都说明我的研究面广，只是他们没法把握罢了。这就是说，大材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