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可以记录档案、承载历史；可以表达幽默、愉性悦情；也可以为人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文字同样可以传播谣言、制造怨狱；可以杀人于无形。因此说文字是一把双刃剑也未尝不可，古之王者，有许多是害怕文字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是典型。民间有传说，清礼部侍郎查嗣庭因在江西考试中，取《诗经》中的“维民所止”为题，被认为是以“维止”二字隐射雍正没有头，以致被处死。虽然这个传说纯属子虚乌有，但这个故事正好说明文字是可以制造怨狱，文字也是可以伪造历史的。
文人是驾驭文字的人，文人可以因文字而升迁，一样可以因文字而下狱。一样的人，一样的事，经过文字的修饰，可以将你捧上天，也能将你打入地。吴三桂叛明降清，在正统的中国人眼里，无论怎样都是一个不忠不义的国贼。可文人用“将军一怒为红颜”，只一笔就把他的罪孽轻轻带过，使人们觉得他的背信弃义也情有可原。人们把靠文字献媚邀宠、为虎作伥者称之为文贼，如姚文远之流。文章要想让人看，必须具备吸引眼球的功能。内容就不能都真实，但也不能完全虚构，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那种。像上面提到的查嗣庭、吴三桂的传说就是这样，只要听起来合乎情理，别人就相信。
现在的许多文人都深谙此道，于是才有那么多的《青春必读》《股神秘诀》《上海宝贝》，这些文字特别能吸引人的眼球，常常是供不应求。贾平凹有许多优秀作品，但他的《废墟》却卖得特别火，恐怕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文人们把这些称作创意。其实神和鬼就是一种创意，现代的信息与新闻很多都属于文人的创意，我们恰好就活在这些文人的创意中，而使自己的八卦欲倍感满足。
凡事讲求合情合理，所以要求文人在运用文字时也要合情合理。但在现实生活中又很难做到既合情又合理。有句古话叫：“慈不掌兵、义不理财。”掌兵为什么不能有慈；理财为什么就不能讲义，这就是合情不合理。又说：“法不容情、按律而断。”这也难免有合理不合情之嫌。有一个故事，说是在伊拉克，一名中国劳工遭恐怖分子袭击遇难。当地首长准备去该劳工家庭慰问，记者获悉此事，觉得这是一个报道政府关注民生的绝佳良机，于是纷纷扛着长枪短炮前去现场采访。不料到了村口，却遭到村民的拦截。说是这个劳工有一个88岁的老母，卧病在床。村里人怕老人经受不住打击，这消息还瞒着他，所以请记者们不要跟去。记者当然不愿失去这样一此绝好的机会，双方正在交涉之际，村干部带着上级领导已及随行的记者团慰问来了。村民们虽然再三说明，慰问只须有几个领导出面就行了，不需要摆下这么大的阵势。可只让几个领导进去，谁来报道首长体恤民情、政府关心民意的事。这不符合新闻导向原则，这是一个大局问题，所以村民们应该谅解。
首长的良苦用心村民们当然只能理解，于是在闪光灯的照耀下，“嘘寒问暖”的慰问开始。大家终于地听到了老人痛彻肺腑的哭声，但老人除了知道她的儿子已经死了，首长的其他话，她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进去。她赖以支撑生命的希望已经熄灭，她终于晕了过去。于是抬担架，上救护车，又增加了新闻的长度，这实在是意外的收获。最终大家都如愿以偿的完成了“慰问”的使命，因而纷纷加冕了“敬业”的桂冠。第二天报道文章就出台了，若是当初，接受了村民的建议，低调的处理这件事，老人的痛苦可能会少一些，但新闻的效应也一定会大打折扣。人们的确佩服文人既能做出如此不近人意理性的事，又偏偏能写出那些榨干百姓眼泪的感性文章。这些被市场催熟的记者们，头戴媒体猎奇的光环，手持为数亿年青人代言的幌子，成了市场浪潮中的弄潮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