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周家在王场兴办一所学校，学校名：“元善小学”。当年群众称“官学”，“官学”有六个年级，任课先生大部分是从外地聘来的，只有少数是本地人，教学质量不错，来“元善小学”读书的孩子很多，有方圆十几里投亲靠友住宿的学生，大多数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女，学校重点培养是：五、六、年级年龄比较大的学生，我记得有学生会组织，还有童子军。这年我七岁，上小学读一年级。
小学平房坐北朝南，校门前有很寬的台基，九坎阶梯下去是操场，是一年级学生课外玩耍的场地，也是行人来往的地方。学校内有五个教室，只有一年级建在学校傍边与伙房连在一起，那是我启蒙的课堂。
教语文的先生是当地人姓杜，女性，教数学的先生姓刘男姓，从外地聘请的。我同班的很多同学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女，他们穿着华丽，坐位在前，得到教书先生的关心和爱护。我们没钱的几个孩子坐在后排，看不清黑板跟他们一同上课，什么都不明白。有一次，几个有钱人家的学生喊；教数学的刘先生是牛先生，我也跟着叫了一声牛先生。这位刘先生气愤抽了我一教鞭，打在我的背脊上，很疼我不敢哭，看到他没有抽打其他同学，因为，这些学生的家长有钱有势，他打狗看主人。
从这次以后，我特别胆小怕先生，上数学课〔数学当年叫算术〕不敢提问题，在班上中等成绩，读了一年辍学了，原因是家里交不起学费。有位乡亲劝我父母说：“您只一个女儿不让她读书是害了她呀！”那时我还不大懂事，也不爱学习。吵着要上学是因为学校里同学多，别人读书我也读书，同学玩我有伴玩。不过我母亲还是希望我能识字，有点文化，不是睁眼瞎。所以父母亲决定我继续上学，升二年级。学费一学期六块光洋，帮工的父亲，拿出这多钱来心疼，家里的钱来得不容易。读了二年书，笔和作业本家里控制很紧，一年两支毛笔，本子是父亲从帮工的单位拿回来的，都是因漏雨打湿了、报废的本子给我做作业，先生再三要求统一作业本，我没办法，每次交作业就往同学的作业本底下放，让同学的作业本盖住我的作业本。后来先生不改我的作业了，叫我对照同学的作业自己看。这件事我回家告诉父母亲，父母亲不懂，说本子能写字就行。那时的先生，对我们这种家庭走出来的学生是轻视的。所以，我内心里没有启蒙老师，只有启蒙课文；
一年级有篇课文；大羊跑，小羊跑，跑、跑、跑、跑上桥、黑狗跑来咬。大羊说：“你别咬小羊，要咬你咬我。”我理解意思並不深刻，但是懂得动物有爱心，是教育我们，为人更应该有爱心。可是我读书的学校留给我的印象是：富欺穷、大欺小，我同卓的一个女孩大我一岁，她家不算很富裕，但比我家有钱，她经常欺负我，叫我替她打扫清洁，做值日生，上课她撑开臂膀占大半边桌子，用粉笔划线，分给我的桌面一本书都放不下，这些亊先生不管，我也好像没当回事。
二年级课文有：“日历，日历，挂在墙壁，一天撕下一页，让我心里着急。”说明光阴重要，其实我并不理解。
1948年王场有钱有势的人都跑了。办学的校长逃走，教书先生也各奔东西。我升三年级，却无学可上了。父亲的老板跑到了武汉，要父亲为他们撑门面，因此我们就搬到周家。周家室内是地板、站板、天花板、楼板、隔成一个个卧室，我住一间小厢房，有了看书和学习的空间。
下半年，杜先生在他家办私塾，只有二十多个学生，男生多女生少，私塾先生只教语文，学生想读什么书自己选择。我读的是一本信书，如何写信、称呼等等。一学期过了一半，我母亲病了，我一边读书一边开始学做家务事，洗碗，扫地。母亲是半边风湿病，父亲坐骨神经疼，家庭琐事都落到我的肩上，烧饭，洗衣，挑水，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炒菜，倒下锅的油烧燃了，我急得乱叫，听大人讲过这情况不能用水灭火，水倒下锅，锅会爆炸，没办法我将青菜倒下锅，当时心里想：让火去烧菜，又将灶内柴草扒出来，结果火灭了，锅没爆炸。
洗衣服用搓板洗，刷子刷，洗不动用木棒槌锤打，天气不冷的时候就用脚踩。母亲病了自己似乎长大了，能照顾他们，给她们请医生、煨药、倒屎、倒尿。父母病倒在床，我特别怕他们死，我不能失去他们。
“元善小学”两年多的学生生活，是一段美好的记忆。学校门前的阶梯，我和同学们单腿独立从阶梯上一步一步跳下去、又一步一步蹦上来，玩得津津乐道。学校后门外有很正规操场，每天男女先生和学生都聚集在操场上，一起迎朝阳升国旗。放学都在操场上集合，排队走回家。
操场很大，宽敞，无有院墙，三面都是滑坡。操场下面长着各种树木，杨柳、桑树、枣树、等等。夏天站在操场上可以看到荷叶莲花，可以听到水里青蛙叫，树上小鸟宣哗。操场的滑坡一遍翠绿的绊根草，与操场周围的草坪相连。草坪到秋冬季，变成金黄色，像地毯一样铺在四周的操场上。我读一二年级的时候，下课我和同学们在草坪地上，翻筋斗，学杂技。
放暑假和同学们到荷花池塘里折荷叶，把荷叶中间撕一个元洞，头从洞中穿出来，荷叶披在身上像绿披肩，撕下的元块荷叶，戴在头顶当帽子，又清凉又好看。再一起到处去捉蜻蜓，捕蝴蝶，还站在水里用筛箕兜鱼，这是我最留念的童趣生活。现代的孩子玩具五花八门，与我们那个时代〈童年〉不能比，无法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