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与法律实务的脱节，一直以来都在我的心里纠缠着。加之在看过一些法家文章，激起了我的灵感。仓促之间，没有拥有详尽的资料，只能在此简要说一说这个问题。虽然如此，亦期望能够给各位法家一丁点儿触动。

笔者认为，法学与法律实务的脱节不是一天半天了，恰如很多其他学科，上大学所学的东西到了社会实践之中，基本上风马牛不相及。我们只能靠悟到的那点儿学习本领，跟着社会中的实践家们现学现卖。分析这个脱节的根源，不外乎这么三个方面：

首先，课本沉浸于西学，与中国法律毫不相干。

中国的许多教科书动辄引用西方名词，比如我学过市场学，商品学，会计学等等，全都要用西方人如何界定的，如之何如之何。18年前我就设问：难道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市场？从来就没有商品？从来就没有帐房？殊不知，“商品”两个汉字从何而来。长期以来，我们的人打进西学，钻进去却不出来，不能融汇到中国之内，这是我们做学问的流弊，也是中国很少再出孔孟老庄之类大师的根源。

岂止是学科来源大多引述西方论点，毫无中国自己的定义，就是课本内容也多是西学，与中国现状基本不符，也基本没有对于中国社会实际的精辟论断和思想指导。这就导致了法学书的严重缺陷，往往到了研究中国法律的章节，全部是引述《法》、《条例》等等的原文。这能叫法学吗？我说这些书应该改为《律条集萃》。

为什么说应该改为《律条集萃》呢？比如数学、物理，我们都知道教科书编写者总结了很多原理，推导出各类公式，然后略举几例套入公式，这才叫某某《学》。如果全部是例子，到了阐述原理的时候就干瘪了，没有了，那只能叫做《习题集》。比如政治经济学，深入讲解的是价值规律等等，而不是一个个单独的社会现象，如果那样，也不能叫政治经济学，而应该叫《信息资料》。如果按照这些成熟学科的标准衡量，我们的各类《法学》根本称不上《学》。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教科书编撰者只是沉浸于西学，对于中国现实或者说中国法律体系的实际根本没有系统化、理论化，没有上升到思想高度、哲学高度。只能干瘪地摘录中国法律的条文，让你死记硬背，苦不堪言，学到最后还是不甚了了。

其次，教师拘泥于课本，对于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研究不够。

中国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法律实务，我们的诸多律条多是参照西方法律颁行的，很多不符合中国实际，具体执行起来无所适从，这就导致很多法律要加上不计其数的《法律解释》。是下面不认识中国字还是不理解中国话？都不是。主要是法条是一些号称法学权威者起草的。而这些法学权威者在哪里？都在学院里。他们怎样成为法学权威的？大多要喝点儿甚至是猛喝洋墨水。他们的思维钻进了西学但没有跳出来研究中国现实，这就结了，实际上我们一直没能逃脱用西方法学来制定中国法律的怪圈。

教法学的教师呢？习惯于西方就是权威，中国只能从属，这种思维定式就把自己捆死了，不去研究中国现实，反过来认为中国现实都是不可琢磨的，不可预知的，甚至是灰蒙蒙的、黑暗的，反动的。于是他们无不认为，必须用西学去改造中国现实。于是他们膜拜西学式的课本，说他们“拘泥”已经不符合他们的实际了，所以用“膜拜”。

既然如此，老师就可劲儿对学子们灌输既定的课本。冀希望于改造学生的脑子，然后改造中国的现实。

岂不知，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连小学毕业生都知道：社会很复杂，我们只能适应社会，而不可能让社会适应我们。如果一个人抱定要社会适应他，必然栽得头破血流。毛泽东为什么要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中国的理论，因为很多先期的共产党人死搬西方教条，以其无比“先进”的理论败给“思想无比落后”的蒋介石。他们认识到了一个真理：马克思主义也必须适应中国实际才管用，而不是拿中国实际去钻马克思主义的套套。

教师如果不改观念，如果不注意这一致命之点，法学与中国现实或者说与法律实务将更加脱节，而且二者的距离只能越来越远，甚至是南辕北辙。

其三，法律实务者不参与立法和编撰课本，是法学严重脱离法律实务的关节点。

这个问题如果不破除，上述怪圈只能越来越大。最后的最后，甚至于不得不让西方教授直接掌控中国立法。

我们必须承认法律实务人员先天具有立法导向地位。任何一个界别，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人群，美国之所以是美国，日本之所以是日本，之所以有个区分，就是因为各自的导向不同。不但是思想导向不同，处理法律事务的导向也根本不同。这个导向是让学院的“法学权威人物”掌控呢？还是让法律实务人员掌控呢？

毋庸置疑，必须让法律实务人员掌控立法导向，才能使得中国的法律真正贴近中国社会实际。比如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导向，而不是王明的百分百布尔什维克成为导向，就是因为毛泽东来自于中国的实务人员之中，他以及他的众多一线战友最知道中国社会现实。当然，这个观点的得出，必然伤及许多法学权威人员，但这个观点我相信是符合实际的。但愿人们早日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必须承认法律实务人员对编撰法学课本具有彻底的批判性。现行的法学课本，一些原理性的东西要么照搬西学，要么摘抄干瘪的中国法律条文，即便是改写课本，也是沿着从学院到学院的路子搞出来的，而不是学院——实务——学院的路子。如果继续这样，法学基本可以称之为“大墙”里的法，实务则是现实中的法。而一个学科对于现实没有丝毫用处，还要他干什么呢。因此，法律实务人员如果参与编撰教材，必然对现行课本是颠覆性的。

之所以说法律实务人员对编撰法学课本具有彻底的批判性，就是因为他们最清楚中国的法律实际，正如毛泽东比之王明。当然这是为了把本文的观点说得更加清晰，才采用了如此对立的比拟。实际上现在很多学院教师、教授已经开始深入研究实务了，但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最好脱变为直接代表法律实务人员。

总而言之，作为一个界外人的斗胆直陈，可能是不成立的，也可能说了外行话，但基本意见还是表达清楚了。所谓言者无罪，望各位方家不必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