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偶然在红袖看到一篇名为《韩寒为何败给郭敬明》的文章。对于文章，本人有诸多观点不敢苟同。
文章一开头，作者就给我们开了个小玩笑：“韩寒则以380元的差价名列第八。”经我上百度查阅，才知韩寒的收入是380万。再回观文章，“差价”的用语也不合情理。对于这篇长达四千多字的雄辩（此雄为冗长而非强有力只意）来说，这个由头上的错误，也许只是作者有意而为之。暖场罢了。
这篇文章的论点让人感觉纠结。就像阿童木被中国女孩问到姓名时候的表现，难怪会被打上纠结的标签。含糊其词的论点，模棱两可的论述。不过，也许只是我纠结罢了。
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文章的论据。作者牵出了一头四不像，却还一个劲的说是匹千里马。虽然中国的诗歌没落了，可是我还不至于什么叫诗也看不出来吧？别拿一个千不像出来，只增笑饵。更可恨的是用郭敬明来论证团队效应！
韩寒不懒，但是与郭敬明相较而言，韩寒真的很懒！赚钱是为了花钱，这无可非议。除了写作，韩寒还需要用大量的时间去赛车，用头脑去掌握技巧。除了写作，郭敬明当然也有其它事情，比如想想怎样构思一部卖作的小说，怎样增加《最小说》的销售量，明天去哪家潮流店买什么奢侈品，是LV，CK，还是维多利亚的秘密？这么勤快的原动力是什么？报效党国家家人民？空洞虚伪。当然不排除他会拿出380元的差价捐给希望工程，以响应邓小平“先富带动后富”的号召。只是希望他别让孩子把钱拿去买《小时代》。献媚逢迎的小太监文娱只能带来文化泡沫，只能引诱未成年人的内在欲望，让他们整日沉浸在对奢侈品的幻想中。究其本质，是一种对人性的文化腐蚀。
整体的力量大于局部的叠加。一个拜金主义者只有拉起一帮追随者，拉党结派形成规模，才能更好的发挥出集体力量。于此人此举，团队合作只是一种手段，一种打着漂亮旗号更加名目张胆且能骗过一些白痴为其辩护的拜金手段。经济和人文谁主谁次，大家嘴上不说，但心里明白。不说是因为江河日下的世风不容忍有那样的言论。但是，也许只是我太肤浅，看得不透彻罢了。
文人需要与时代同步，但是不能忘记为文的目的何在。《诗经》里的君子不会一边高唱“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边签名售书吧？为文的第一性是抒发个人情感。这也是自古文人多穷苦的重要原因吧。因为他们并不会将写作做为谋生手段。根据我的臆断，司马相如首先让文章与金钱直接挂钩。汉武帝时皇后陈阿娇不甘被废，于是千金买赋，得司马相如所做《长门赋》。当然司马相如也是文人中扮相卖才的鼻祖。此时为文的目的有二。一，抒情。二，赚金。文学中汉赋也开始兴胜起来。金钱总会具有导向作用。但是文人的风骨有驱使他们远离这种文学样式。
文人有风骨，也就是武世如来所谓的臭毛病－－怪，狂，偏，傲。文人的“怪”是相对于普通人的平庸世俗。行为上的反传统必然招来平庸之辈的排斥。文人的“狂”是因为他看到了世俗人看不到的东西，说出了世俗人不敢出口的话。文人的“偏”实质上是一种使用冷酷无情，深刻，直刺要害的语言去鞭鞑他人的行为。而文人的“傲”则是对人民“哀其不幸，怒其不真。”后与世俗的坚决不同流合污。正因为这些“臭毛病”，直接导致了文人开始走向软骨。从本致上来说，文人的先进思想力超过时代的发展。这却是统治者所不乐意的。从焚书坑儒的思想文化专制的实行，到腹诽罪的发明，到文字狱的发明，再到现代的愚民教育的推行，将一群铮铮铁骨不食周栗的文人变成了软骨头。先进的思想必然导致异己分子的活跃，这是权力阴谋家所忌惮的。历朝历代都有一定的手段是用来对付文人的。既然有以国家为象征的统治，就必然不能说没有专制。舆论媒体是思想最快的播报者，是改革的冲锋号，是统治者的嘴巴。如今的舆论新闻貌似百家争鸣，繁荣稳定。实则皆为一家之言。冒尖的思想产物总会被枪毙。只有大体上符合统治者的要求，才允许你施展无力的呻吟。当年那些激进的他们，现在反而在教我们怎样从容淡定。也许这就是阶级不可调和的对立性。我们当前所处的境地有所改变－－指着我们腰间的枪装上了消音器。文人在言论思想主张上的不得志必然导致文学新领域的开拓。但这一分支我谓之文娱，并非文学。这类作家都要学会逢迎，为了满足读者的口味而创作，已经逐渐丧失了个人情感和独立思考。“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有亏文人二字。此时的文字多成了街头献艺－－让人满意，然后收钱。这也造成了盲目跟风，而不是创作。从“我为＊狂”，到“哪朝出了那些事儿”，到“一窝疯得去偷墓”，再“装国学大师开讲堂”，有社会风气的需求，就会有市场的供应。需求的质量也决定了供应的质量。文学的衰落和文娱的兴起也是由这个特定的阶段决定的。文人的软骨头也逐渐变成了贱骨头。
于此，我要对那些依然保留铁骨的文人表示我的敬意。鲁迅插在华夏大地上的大旗总归是要有人接手的，总归要在黑夜里继续前行的，指引着人们，寻找那点滴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