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人的另一类，是那些有着明显政治情结和权力欲望的人。如大邱庄的禹作敏、南德的牟其中（另文介绍）。
说起华西，没有人不知道，知道大丘庄的人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可是大邱庄在上世界90年代初，却是以“中国首富村”的面貌出现在国人面前的。1992年，这个只有4000人的小村庄工农业产值竟达25亿，全村人均收入为2。6万。这个数字即使现在听来也令人咋舌，而那个时候，我们绝大部分农民还没有摆脱贫困。创造这个奇迹的就是禹作敏，他有许多格言至今仍广为流传。如“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朴素的农民语言，却将两个文明的辩证关系，表达了学者难以作出的诠释。他狂妄地对一个老干部说，我和你的差别在于：“你是带着穷人打富人，我是带着穷人变富人。”他的话可说是非常经典，很难挑出毛病，但在字里行间，我们却看出了他的言论，带着某种政治情结，不像是在商言商。
的确如此，在禹作敏心中，总觉得自己的头脑和业绩远胜过当年的陈永贵。可惜他并不明白陈永贵的一步登天，并不是因为他的聪明才智，而是政治的需要。禹作敏，这个“中国首富村”的缔造者，总以为是他给了别人恩赐，所以别人就应该对他感恩戴德。在大邱庄他是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就连他自己也曾经说过，我去掉一个“土”字就是皇帝。禹作敏用封建帝王的那一套来“统治”大邱庄，在大邱庄他的话就是圣旨，俨然成了割据一方的诸侯。专横跋扈到公然藐视国家司法机构，对庄内违抗他“旨意”的人，竟然非法囚禁，殴打致死。他终于在1993年因犯有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被判有期徒刑20年。1999年，这位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先趋者，因心肠病去世。在那个特殊时期，在依然贫瘠的商业土壤中，畸形开出的一株妖艳的罂粟花凋谢了。
许多人对禹作敏的评价是：他毫无疑问是一个坚定的改革者。他当政的时候，大邱庄和整个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那个时候，如果禹作敏没有超前意识，大邱庄就不可能获得飞速发展；那个时候，禹作敏如果不采取某些强迫命令的方法，大邱庄的发展不会那么快。那时这个4000人的小村里，有美国、法国、日本等高级小轿车200多辆，其中“奔驰”就有十几辆。而此时，大邱庄周围大多数村庄还处在刚刚解决温饱的阶段。昔日“喝苦水，咽菜帮，糠菜代替半年粮”的大邱庄，既不处于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也不属于享受特殊政策的经济特区。短短十几年不仅来了个大翻身，而且跃上“九重天”。其奥秘所在，用禹作敏的话说就是：“小平同志在关键的时候，在关键的地方，讲了关键的话。”而他自己则是以“不求虚名的务实精神，敢当风险的改革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断进取的竞争精神，强国富民的奉献精神。”带领村民们干了一番事业。不管他说的是否有理，大邱庄的确辉煌过，历史已经翻了过去，禹作敏的时代已经结束。今日的大邱庄依然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其繁荣与兴旺与过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表明，没了禹作敏地球照样运转。可以这么说，在改革之初，中国农村改革选择禹作敏这样的人物作为象征，是一种必然。禹作敏无法无天的本性，使他能够完成许多超常的创举，但正是这一本性，又成为他在日后为所欲为、不可一世的原因。这就使禹作敏的大红大紫和大悲大戚带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历史造就了英雄禹作敏，但历史的发展又淘汰了跟不上历史脚步、甚至触犯了刑律的禹作敏。禹作敏大起大落的事实表明，改革只有埋葬了无法无天者才能真正成熟。一个人对国家、对人民、对改革的贡献是会写进历史的功劳簿的，但是，贡献再大，只要你把自己凌驾于国家法律和人民利益之上，最终也必将受到时代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