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家鑫案或将成为中国对现代文明认识的转折?

药家鑫案或将成为中国对现代文明认识的转折?

黑名单杂文2025-08-11 18:23:24
虽然二审也已定案,但是关于药家鑫死刑案的争论仍然没有终止。不久前,西安五名教授联名提出药死刑的异议,并将其归结为对文明的认识。他们说:“文明是什么?文明不仅是公共场所禁烟,不仅是不许虐待动物,不仅是对
虽然二审也已定案,但是关于药家鑫死刑案的争论仍然没有终止。不久前,西安五名教授联名提出药死刑的异议,并将其归结为对文明的认识。他们说:“文明是什么?文明不仅是公共场所禁烟,不仅是不许虐待动物,不仅是对酒后驾车的严惩,文明更是一种对生命本身的尊重、一种对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的怀有仁慈之心的宽恕”。站在文明的高度审视这件案例,或许是一种可行的选择,然而,这样做的最大风险就是它挑战了传统文明的底线。几位教授已经不是在为药家鑫请命,而是向传统宣战并试图开创一个新的文明的起点。
众所周知,现代文明起始于文艺复兴,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渐完善与充实。这个文明的最大特点就是以人为核心,承认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与权利是神圣不可撼动的。有史以来第一次将人提到超过神的位置,资产阶级革命的平等、博爱口号就是这种思想的宣言,人人生而平等,成为各个国家默认的法规和准则,也是现代人权法则的依据。这个文明的基础,要求对人这个生物以生物原本的意思去理解,排斥人的各种其他属性,比如阶级性,而这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所抨击的关键。在所有以共产主义基本理念为基础的国家,都是将阶级和阶级斗争为治理国家的基础,即无产阶级的专政,在这个专政下,人,是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名词。社会中出现的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朋友就是敌人。虽然共产主义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但是其前提是必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首先消灭所有其他阶级,然后实现世界大同。因而,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说到底实在也是一个以暴易暴的过程。
在中国,以暴易暴并没有被历史所诟病,以王道居尊的大周,正是以暴易暴的产物,伯夷、叔齐完全不赞同这种做法,后来不食周黍而死,并没有得到历史的赞美,反多以为愚夫子的表率而已。民间称道善恶报应,并不将恶人列为常人,对他们的死,常常弹冠相庆,没人表示痛惜。并不是中国古代人不讲究什么人权,只是传统的文明教育,使人们往往将恶人归于畜生一类。其实,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之前的中世纪,那里也弥漫着严酷的践踏人权的状态。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各级教会,不仅严密地控制着人民的思想和精神,而且对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大都加以蛮横的管制,不对他们心思的男性被打成异教徒、女性则被指为女巫,一概杀无赦。著名的科学家布鲁诺不就是被罗马教会残暴地烧死了吗。那个时候的欧洲被人们称之为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不为过分。
在人类的生产活动仍然处于比较低级的状态下,人的认识不可能超越那个时期的物质基础所限制的范围,所以,即使基督教以仁爱之心对人民进行教诲,提倡宽宥,但是实际上,人们依旧依暴力应对暴力,因为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了这样的时候:社会的财富已经足够养活所有的人民、社会的法治基础已经相当完善、作为统治工具的国家已经十分强大,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够不必担心少数恶劣分子的兴妖作怪,因此才会有社会的精英人物提出人性观,即现代的人权观念,也就是将人作为自然体的人来看待的文明理念。既然人们能够大方地将所有动物都看做自然的宠儿,而加以保护,为什么对人反倒不可以呢?这就是现代文明之所以最早出现于欧洲的原因。
新中国自建国以来,多半时间处于阶级斗争的比较酷烈的环境中,人,只是以阶级的人出现,没有一个人能够超然于阶级斗争之外。众多的人被人为地分化为自己人与敌人两大阵营。在自己人内部,可以讲人性,但是必须的前提是,这个人性是具有阶级性质的;而革命的人对于敌人,则根本将人性忽略,或者被强制抹杀。对敌人决不可以讲究人性,因为这里只有阶级性。苏联时期著名小说《第四十一》,曾经在中国遭到无情的批判,其原因就是小说故意模糊了两个阶级存在生死斗争的本质,“别有用心”地“捏造”了敌对阶级成员之间的爱情。因为在“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心目中,阶级敌人永远是没有人性的。
曾几何时,这个固有的意识被淡漠?社会上似乎少有研究和探索,但是,事情总归发生了,而在药家鑫案发生前后,这种迹象被突出。尽管有的人明确认识到提出人性的论点是要遭遇强大的舆论压力的,但正如五位教授的“宣言”所说:“为了不亏良心、为了良知必须发出声音,如果不表达观点,有可能良知的底线就会被突破”。因为“这牵扯到对一个生命,对一个人的尊重”。
教授们不可能不知道,人是有阶级性的这个经典理论,那个杀人者所杀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一个普通成员,他的阶级敌人的角色完全显露,已经没有了从人性方面分析案件的一切余地。可是,就在这种舆论情势一边倒的形势下,仍然不断地有社会有名望的人出面为药家鑫辩解,是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
或许,药家鑫案可能成为中国对文明概念认识的一个转折。无独有偶,几乎在同时,中国最高法日前公布,今后将力争少判死刑或免判死刑的指导思想,充分说明,对人性这个“敏感”课题的反思,已经到了社会的上层领域,而不仅限于普通人的探究了。
以人性为基础的文明对比于以阶级性为基础的文明,有了质的变化,它反映了社会生产的进步促成社会意识进步的结果,所走之路与这个世界其他地方所走的路没有什么区别。决定人的事物的基础还是物质,这个唯物主义的观点好象没有过时。在突破了人性这个以前的“禁区”之后,是不是所有随着生产的进步应该出现的其他现代文明、同时也是被我们所经常抨击的西方文明,也会应运而生?人们对此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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