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下放知青
那时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当时正读小学三年级，有一天，大队干部突然来到我们学校，对我们这些小学生说：“今天，我们要搞一次重大的活动，就是去欢迎从城里来的下放知青！”
懵懵懂懂的我们，一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兴高采烈、欢喜若狂，从来没有见到城里人是个啥样子，这次，可以看个稀奇了。我们怀着渴盼和焦急的心情在村头的公路边站了整整三个多小时，烈日炙烤着我们的肌肤，汗一滴滴从我们的额头上直往下滴，我们仍然焦急地等待着，竟然没有一个人叫一声苦。
直到中午时分，从远方开来了一对车子，老师连忙要求我们喊口号，我们于是嘶声力绝地喊过不停，不一会儿，车子在我们跟前停下，从车上跳下十几个年轻男女，我才发现他们并没有奇特的地方，他们也是很平凡普通的人，也和乡下人一样长着一对黑眼睛，满头黑发，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似乎个个都长得很精瘦、苗条，远没有乡下人长得结实健壮。那时，我的心中便有许多的疑问：他们城里人比乡下人吃得好玩得好，为何就没有乡下人长得结实呢！
说实在的，在我的印象之中，那些下放的知青所受到的待遇始终是相当优越的，起码和一般普通的农民相比，他们所受到的优待要强好几倍。他们每个星期几乎都有猪肉和白面馒头，我们长期生活在乡下的人，在那个时候是一年半载连一点肉星沫子也见不着。他们住的地方，也是大队特意安排的，住房条件远比乡下人要好的多，他们做的，也都是一些轻松的活儿。
也许是我年幼根本不懂事，也许我实在是出于好奇，放学的时候，我们常常到大队知青部外面去玩耍。又一次，我和几个小伙伴正在知青部的门前玩石子，突然，一个知青把几个没有吃完的白面馒头从门里扔了出来，正扔到我的脚下，我看着实在可惜，便捡起那几个馒头准备回家当猪食。要知道我们那时的口粮是个老大难你，能够吃上黄馒头已经很不错了，对于白面馒头简直是一种奢望，吃不了随地乱扔，我们想都不敢想，做就更不可能了。
就因为这，我无缘无故地挨了那位知青的两耳光，那两耳光打得很重，我的半边脸都肿了，当我哭丧着脸把这件事告诉母亲时，母亲也很生气，便迅速拉上我到知青部找那位知青论理。
尽管后来的结果是不了了之，我的那两耳光也白挨了。但此次之后，我对于知青的看法就彻底地转变了。
一次，一位姓刘的女知青被分在和我一起插秧，一只水蛭爬上了她那白嫩嫩的腿肚上，这位女知青顿时吓得大声惊叫，要是没有那件事，我会迅速跑过去把水蛭捉住，但我没有，反而却偷偷地笑了。
那些知青在我们的村子里一共住了五年。初来时有十几位，后来有的托关系找门路陆续都回城了，没有关系和门路的只好留在村子里继续锻炼。大队为了照顾这些继续留下了的知青，把他们全部安排在学校里教书，一位姓杨的女知青正好叫我们的语文，她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教学，给我留下了深刻地印象，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高尔基、托尔斯泰，第一次知道世界是还有文学这个东西，我写的作文也被她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
可是，这仍然没有转变我对于知青最初的看法。
我上初中时，正值高考制度改革，住在我们村里的一位知青突然考取了北京外国语学院。我只是在摘茶的时候，听他用英语讲话，觉得他很了不起，他的考学无疑对我的震动很大，无形中也是一种鼓舞，我后来能够顺利地考上学，与这无形的鼓励不无关系。
后来，我看过许多作家写的反应知青生活的小说，对小说的本身我无可厚非。大多数的作家总是写他们是如何如何在农村受苦受难，肉体和心灵是怎样受到摧残的，我看着看着心里就不是滋味，在他们的眼中，仿佛知青就是人，而相对于大多数的农民来说，就根本算不上人了。我除了为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感到悲哀以外，就是愤怒，就是谴责，谴责这些作家昧了良心。这些知青所谓的痛苦比起几辈辈都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来说简直无法比拟。
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的血液里流动的是泥土的血液，我的基因里是有关农民的基因。
下放知青，那个时代特殊的产物，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太深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