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98岁。随着这位德高望重、通晓12国语言、被誉为“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项桂冠的一代大师的溘然长逝，那些被世人景仰的学贯中西的卓然大家们，渐行渐远，成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浮躁时代遥远的绝响和苍茫的背影。
近日断续阅读了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的，著名作家岳南所著《陈寅恪和傅斯年》一书。作者在书中运用细致翔实的史料事实，力透纸背的写作功力，剥茧抽丝生动拼对复原出那一代知识巨擘对学术人品孜孜追求的史诗般心路历程，不能不令人掩卷长叹，扼腕唏嘘。
近现代以来，陈寅恪先生是一座绝世独立的绕不开的高峰，他非凡的记忆力和语言能力，是国内产生世界影响的为数不多文史大师之一。陈寅恪先生出身于晚清世家，他的祖父陈宝箴是1895至1898年的湖南巡抚，无论曾国藩、李鸿章，还是张之洞等晚清大吏，无不对其投以青睐。他的父亲陈三立，是同光诗坛的翘楚，鼎力襄助父亲推行湖南新政。陈寅恪深受家学渊源的濡染，很小就能背诵《十三经》、遍览中国古代经史子集，晚年双目全盲时还能随口引用这些典籍中的章句。他自12岁起游学欧亚16载，求知世界名校，亲炙大师指教，取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学术成就。被同时代的学人尊誉为“活字典”、“教授中的教授”，一代史学大师傅斯年更是以“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作了高度评价。
陈寅恪作为绝代通儒的学术成就涵盖了历史、宗教、语言、文化、文学等诸领域，他对中国文化的俯瞰，已取得了“一览众山小”的罕有的支点。作为他的学生，季羡林先生曾经感叹过：“先生治学之广是非常惊人的”，作为后世的凡夫俗子们面对他的才华和学问只能望而却步。然而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开始关注他，陆健东先生所著《陈寅恪最后二十年》一书，说的是一代文化鸿儒在逆境中坚守的故事，巨大而沉重的感染力给后世留下了无尽的话题，成为一个持久的热点。而真正令世人震撼和深省的，更多的还是陈寅恪提出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为学理念，由此而展现出的遗世独立的高贵人格和艰难曲折的文化苦旅。
1929年，陈寅恪先生为现代学术大师王国维撰写纪念碑铭文，碑中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正是这“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是从事学术研究者的灵魂与骨血，也是符合传统儒家关于“士”的理想规范：砥砺气节，高尚情操，渺视荣禄，淡泊自守。千余年来，几乎所有具有文化良知颠仆流离的文人没有不看重的，可是看重归看重，真正彻底做到的又有几个？
“中国文化，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余秋雨说过：“当政治话语凌驾于文化话语，文化座标就会乱作一团”。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集权，积淀而成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对文化的藩篱和桎梏是让一切文化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纵观陈寅恪先生一生学术事业，他自二十年代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后，一直坚守自己的学术立场，固执地坚守着传统文化中“士”的信念，始终清醒地与政治中心保持着更远的距离，终身未曾违背这一宗旨。正是由于这种“独善其身”的思想，陈寅恪在一九六四年所书的一篇序文中曾这样自我剖白：“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陈寅恪一生的思想和操守，这种气节和操守，在二十世纪波澜诡谲的政治气候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真如凤毛麟角，实在是极为稀见的。
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是高于一切的，既高于政治，也高于学术。陈寅恪一生最为看重的，不但不是金钱地位，甚至也不是知识学问，而是人品与气节。陈寅恪一生的故事尽管在岳南先生的笔下尽量用了一种平实的史笔来讲述，但还是让我看得惊心动魄。而印象最深刻的，除陈寅恪的渊博卓识，就是他的孤傲倔强，骨气胆量。他终其一生“抱为学问而学问，为真理而真理”的态度，不屑与“眉样入时”“曲学阿世”、善于利用形势适应环境的“乖巧的人”为伍。
特别是1953年与汪篯的谈话，陈寅恪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义谛，表述得更为直接，更为不容置疑，更加“大逆不道”，这就是有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他以前的学生汪篯受命前来广州，试图说服老师不拒绝科学院的邀请，能够北上就任历史第二所所长之职。陈寅恪未能让弟子如愿，反而出了一个“难题”——如果让他“屈就”，他说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条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是“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之所以如此，他是觉得唯有这样做，他的学术精神才能够得以坚持。他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不被当时的意识形态所束缚。“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通观五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思想学术界，没有第二人，能够像陈寅恪先生这样，把为学的这种精神义谛保持到如此高的强度和纯度。事实上正如陆键东所著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所言，政治这个范畴，“已难以覆盖陈寅恪的文化意蕴，也无法盛得下陈寅恪的人文世界”。
阅读陈寅恪大师的人生，我读到更多的是一代旷世通才在学术之路上踽踽独行的寂寞与凄凉，特别是晚年在“文革”中被侮辱迫害的情形。“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陈寅恪已瘦得不成样子，面对很少的几位偷偷前去看望他的亲属、朋友和学生，陈寅恪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出泪水……”。1969年10月7日晨5时许，陈寅恪因心力衰竭，伴以肠梗阻、肠麻痹而含冤去世，走完了他七十九年的人生历程。一个卓越的知识分子就这样在孤独中离去，在那个人鬼颠倒的年代里很普通，很常见。读到此处，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陷入深深的困惑和抚惜之中。
置身在后工业化的喧嚣时代，随着各种学科的分工日益精细琐碎，社会的浮躁泛起，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追求实用化的“快餐式”元素，学术与文化越来越呈现“犬儒化”和“均质化”的平庸态势。那些激荡心灵，养育良知和道德的人文精神，似乎越来越像近乎绝迹的村庄里的袅袅炊烟一样，日见其少了。人文之风的式微如同久雨后的暮春天尽头的空白，给人以悲剧式的暗示，这种情绪有助于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