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有诗为证之说，正在上初中。时图书资源极度匮乏，百无可读之际，不得不捧起一本发黄缺角竖排繁体的书来读，竟是大名鼎鼎的《三国演义》。毕竟是名著，虽字认不足三成，语言习惯又相去甚远，仍能体味出书中盎然的文笔情趣，读来不忍释卷。当时所受教育落实到读书，注定是抱了批判吸取之态度，很快便从书中找出破绽：有诗为证。
行文至一人一事一景，作者乃赋诗一首，展示出提炼、概括、浓缩、上睛的功力，唯此一句有诗为证，甚感与唯物主义相悖。诗乃作者自己所作（当然也不免有杜工部等），怎么可以拿来为同样是自己所写的文章作证呢？如果把文字写成了诗就可以当作证据使用，哪真理的标准何在，法律何以为准绳哩。这个独特的读书心得使我很是窃喜了一阵子，常于认为适当的场合抛出，语出惊人，哗众取宠。之后，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想大约应是社会上不再以互相批判为主旋律之时吧----我不再为此独特的发现自鸣得意，又进而认识到那其实是一种层次很低的浅薄。是时眼界渐宽，文坛赠答笔会之上多有用有诗为证引出下文的，有诗为证此时不过是一句过渡性的套语，融洽席间的气氛，实在是不应苛责的。用在书中同样是文笔情趣的需要，诗文并茂才华横溢。文人的诗之作为证，既不能载入档案当成提职加薪的凭据，也不能写出履历表成了为官一任政绩民心的记载，更不能在法庭上引出或是或不是的致命判断。文人的诗只是笔耕者以文字方式抒写情怀展示才华的一孔天窗，讴心沥血地写诗往往得不到任何回报，却无意间美化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空间。
范仲淹没有上过岳阳楼，却激情浩荡忧愤深广地为此楼作赋，而致斯楼以赋传世。苏东坡一生连续被贬却能面对滔滔江水吟咏出豪情万丈的千古绝唱。细细品味总不难捕捉到诗文背后作者的真实心境，大凡把情绪形诸文字者，总有心底的一丝凄凉与无奈，此人在现实中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诗意多与失意相联，文人傲世自持的不羁性格往往在遇到困境时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文人写了诗赋，凝结了作为一个人苦苦寻觅的精华，诗赋之于文人尤如庄稼之于农夫，文人写了诗如果还能听到喝彩换得银两，便得意非凡。诗流传开去后人展读常钦羡诗人的情致才华，并进而由诗想象着诗人的美好生活，在这样的阅读中诗人被想象成了集才情浪漫和富有于一身的准神仙。真正的好诗大都产生于逆境之中。身处逆境可以使人头脑清醒，性格沉稳，做事求真，因而就能够成就大事，身处逆境的文人尤其能够激活灵感调动才华，真正的好诗人，或一个诗人的真正的好诗大都产生于困境。真正的好诗都要有真情实感，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很少有人能违背自己的真实感受十分矫情地写出感人的好诗来。真正风云际会春风得意之人，哪里会有闲心坐下来写诗，即便写了，也多是应制之作没有真正的生命力的。诗也是残酷的艺术。诗人以文思装点生活如同工匠用体能和力气建筑生活，诗之为证便无可阻挡地记录了诗人的心路历程。